也门动乱何时休,小国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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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光耀的伟大体现在他创造奇迹的方式,新加坡是英国的前殖民地,但独立后并没有全盘沿袭宗主国的制度,而是走出了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独具特色的新加坡道路。在一个华人为主的

李光耀的伟大体现在他创造奇迹的方式,新加坡是英国的前殖民地,但独立后并没有全盘沿袭宗主国的制度,而是走出了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独具特色的新加坡道路。在一个华人为主的国家,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强调秩序和责任,继承中华文明一个政治中心的传统,坚持一党独大。与此同时,他又引入西方制度中有益的成份,比如选举和反对党,但又加以改造。一方面发挥它监督和制造压力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对它加以控制,不使之失控而危及现行体制。这种策略,使得对内可以给不同阶层提供表达政见的渠道,对外则增加自己模式在西方的合法性。李光耀的逝世令人揪心,第一,他对两岸关系的积极影响力不存在了。他曾凭借自己的影响力促成了两岸首次汪辜会谈,奠定两岸关系稳定器的“九二共识”。第二,他是全球少有的敢于公开肯定中国模式或者公开为中国辩护的重要政治人物,而且没有人有资格能够反驳他。

2015年,新加坡即将迎来五十周年国庆。然而,就在举国期待之际,这个繁荣发达之地的缔造者、有国父之称的李光耀溘然长逝。

李光耀离世,全球震动,各国——不分制度、宗教、大小、贫富,纷纷表示哀悼、表达敬意。一个面积只有七百多平方公里、人口也只不过五百万、而且没有什么资源的小国竟能引得全球各国纷纷折腰,堪称奇迹。尤其是,李光耀在西方一直被视为独裁者,2011年他还被《商业内幕》网站在《20世纪最成功的独裁者》中列为第二位,但去世后西方政要仍一致向他表达敬意。

李氏政治技巧和智慧

作为当代华人世界三大伟人之一(另外两位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和带领台湾走向现代化的蒋经国),李光耀确实是伟大的。我们不妨看看下面这些令人眩目的数据:新加坡人均GDP4.8万美元,力压美国,高居全球第五;廉洁程度仅次于瑞典、丹麦和新西兰,列全球第四;经济自由度仅次于香港名列全球第二(2009年美国传统基金会《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1994年到2001年连续八年国家竞争力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其中政府效率仍是世界第一;世界竞争力也仅次于美国名列第二(2008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世界竞争力年度报告》)。此外,这个五百万的人口小国,每年的旅游人数居然高达900多万,几乎是自身人口的两倍。

当然,他的伟大并不仅仅体现在把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带入第一世界,而是他创造奇迹的方式。

新加坡是英国的前殖民地,但独立后并没有全盘沿袭宗主国的制度——这和印度完全相反,而是走出了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独具特色的新加坡道路。李光耀在一个华人为主的国家,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强调秩序和责任,继承中华文明一个政治中心的传统,坚持一党独大。与此同时,他又引入西方制度中有益的成份——比如选举和反对党,但又加以改造。一方面发挥它监督和制造压力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对它加以控制,不使之失控而危及现行体制。这种策略,使得对内可以给不同阶层提供表达政见的渠道,对外则在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社会体系中,增加自己模式在西方的合法性。

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需要极高的政治技巧和智慧。对此,1994年李光耀在与美国《外交杂志》主编扎卡利亚的对话录《文化是决定命运的》中有清楚的表述:“坦率地说,如果我们不曾以西方的优点作为自己的指导,我们就不可能摆脱落后,我们的经济和其他各方面迄今会处于落后状态。但是我们不想要西方的一切”。

全世界华人一向把新加坡的成就当作骄傲,事实上,新加坡的成功不仅给重新复兴的中国以精神支持,更提供了具体的学习榜样和参照。比如新加坡以不同于西方的模式成功发展,中国也做到了。新加坡引入选举和反对党,中国则引入任期制和领导人的制度性定期更替。当新加坡在一党制下实现高度的法治——据台湾媒体报道,在亚洲企业界的调查表明,当遇到纠纷时,司法最高度信任的国家就是新加坡(排第二的是香港,很巧合,也不是西方的制度模式,第三位的是日本),今天的中国也在前所未有的强调依法治国,甚至成为“四个全面”之一。

当然新加坡能够在一个华人社会为主体的国家中实行高度法治,确实有几个特殊因素:一是李光耀凭借个人的威望,严刑峻法,铁腕推行,新加坡至今还保留着肉刑;二是新加坡规模太小,容易控制和做到透明;三是英国宗主国法治体系和精神的影响。

李光耀的儒家精神

面对新加坡奇迹,世人往往会问,为什么会是李光耀?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就是儒家文化和儒家价值观以及中华文明非常强调的实用理性。在世界上有一个奇特的亚洲政治现象,即儒家文化圈,大陆有邓小平、台湾有蒋经国、新加坡有李光耀、韩国有朴正熙。他们都是政治强人,但都具有很强烈的责任感和政治道德感,要把自己的能力化为国家的发展。反观完全基督教化的菲律宾,和韩国一样都是军事独裁,但马科斯却只顾自己贪腐,完全不管国家未来和民众死活。这背后就是文化的差异。

儒家文明非常强调人的重要性,“为政之道,尤在得人”,而且十分注重道德和责任。这种影响一代代传承,成为中华文明非常宝贵的政治资产。而西方正如李光耀所批评的:“如果新加坡决定发展成为像西方国家如英国的两党制政治,新加坡必然走向平庸,因为最优秀的人才不会选择从政,参选得冒很大风险,竞选活动变得非常不文明,甚至卑鄙恶毒”。这也是为什么一向推崇台湾制度的龙应台在“行政院长”江宜桦辞职后感叹,在今天的台湾情势下,台湾政界根本无法吸纳优秀人才。

正是对中华文明、西方文明和人性深刻的洞悉以及对制度的正确认识,才是李光耀成功领导这个国家步入现代化行列的根本原因。在其离世之后,我们不妨重温他的肺腑之言:“人性的某些基本方面是不会改变的。人性中有恶的东西,你必须防止它。西方人相信,只要有一个好的政府制度,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东方人是不相信的。东方人相信,个人离不开家庭,家庭属于家族,家族又延伸到朋友与社会。政府并不想给一个人以家庭所能给的东西。在西方,特别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被认为可以对个人完成过去由家庭完成的义务,这种情况鼓励了单亲家庭的出现,因为政府被认为可以代替父亲,这是我这个东亚人所厌恶的。家庭是久经考验的规范,是建成社会的砖瓦”。

这里需要说的是,李光耀和邓小平之所以比蒋经国更伟大,是因为他们对中华文明的领悟和认识更为深刻。他们都一致认为中华文明不适合西方这种多党竞争性政治体制。在《李光耀:大师论中美和世界》一书中,他十分坦率地讲到:“中国也不会成为自由民主国家,若成了那样的国家,中国会崩溃。如果你相信中国将发生某种民主革命,你就错了。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中共领导人将尝试各种方法,除了多党制和一人一票的民主体系”。

更重要是,他们二人都根据自己的国情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新加坡是引入“选举和反对党”并进行有效的改造,大陆则创造出了“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这一人类前所未有的体制。只有蒋经国在传统强人政治和西方民主制度之间无法创新,只能最后以倒向西方作为结局。然而,台湾民主化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其历史见识远远要低于邓小平和李光耀。这也是为什么终其一生,李光耀都对邓小平这位老大哥十分尊敬。

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当然不能说只有这两位华人政治领袖具有如此之高的眼界,这样未免过于看低西方文明了。早在一百三十多年前,法国历史学家泰纳在其巨着《现代法国的起源》一书的序言中,在总结法国大革命后近一个世纪动荡的经验教训时,说出和邓小平、李光耀同样的结论:适宜一个民族的社会和政治形态,是由民族的性格和历史决定的。只是西方或者早已将先辈的忠告抛之脑后,或者是为了推广自己的制度而刻意忽略,毕竟就是在第三国搞砸了,对他们自己又有多大损害呢?假如第三国还是他们的威胁,岂不更是一举两得?

后李时代,新加坡怎么办

李光耀病危时,一度闹出媒体乌龙事件,足以见这位领导人的全球影响力。对于同文同宗的中国人来说,他的逝世确实令人揪心。

第一,他对两岸关系的积极影响力不存在了。他曾凭借自己的影响力促成了两岸首次汪辜会谈,奠定两岸关系稳定器的“九二共识”。他也曾对李登辉直言:“美国人不可靠,台湾不应该相信美国保护”。真的是忠言逆耳。就在他去世前,他曾批评民进党的政策,认为两岸统一是必然的结果。以他的威望,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第二,他是全球少有的敢于公开肯定中国模式或者公开为中国辩护的重要政治人物,而且没有人有资格能够反驳他。1989年西方制裁中国之时,他却高调力挺:“此类举措与人权问题无关,是为维护国家稳定的必要手段。”世人同样还记得他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评价:“我会把习近平归类于纳尔逊·曼德拉这一级的人物。”他的离去,让中国少了一位非常重要的支持者。毕竟中国再成功,西方也不可能公开肯定,因为这样做,就等于自我否定。

当然李光耀的去世,影响最大的还是新加坡。失去这样一位伟人,新加坡的软硬实力均大幅下降。比如李光耀去美国访问,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众多政界人士都会倾听他在讲什么,都会向他请教。甚至每一位新总统上任,都会向李光耀请教亚洲和中国事务。但现在,新加坡再也无一人能够发挥这样重要的作用,其国家在全球的重要性自然会降低。

从未来看,李光耀去世后,他创立的这种需要高度政治技巧和智慧的体制能否持续下去,成为决定新加坡命运的关键因素。

具体讲,新加坡现行体制面临两大挑战:一是来自西方的压力,二是李光耀从西方引进的“选举和反对党”制度,是否会在其身后失控?

李光耀在世时,这两个挑战都不是问题。毕竟西方完全能够接受一个不反西方,而且能够为西方提供智慧的李光耀和他所代表的新加坡模式。而且李光耀很擅长在大国之间维持平衡——这固然是他的政治才能,也是目前东西方较为平衡的实力所然。但从未来看,随着中国日益崛起,要想维持这种平衡越来越难,早晚有一天,新加坡将不得不选择中国。到那时,西方的立场和态度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恐怕很难抵抗住西方的颜色革命。

当然新加坡不变天的积极因素也有。比如这一模式的成就举世瞩目,也得到新加坡人民的认同。不管怎样,新加坡未来都进入一个难以预测的时期:或者成为历史的过渡期,或者成为历史的转型期,或者成为今天的延续期。

一位伟人的离去总是让人格外悲痛,最后,就让我们以李光耀2008年对新加坡的预言作为结尾,同时也把它作为对中国最后的、有益的建言:“如果新加坡由反对党执政,五年内会将富裕的新加坡所获成就全部破坏殆尽。身为新加坡人,生存全赖优异表现和超越对手的优异表现,但是,如果这些超凡表现植基的体制遭到侵蚀,这些超凡表现将消失一空,那时你已失去所有。要治理好一个国家的条件其实很简单,一是组成一个能赢得人民信任与支持的政府;二是有行事光明磊落、能为国家做出正确决定的领导层。是,条件看似简单,要完全符合却近乎不可能。或许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有能干的人来负责这一切,但是这在人民自由选举的制度下是非常困难的。”

由衷希望新加坡人、中国人都能够牢记这位伟人的赤诚诤言。

(作者为旅法学者,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文章转自观察者)

3月20日,法新社萨那报道,也门首都萨那什叶派胡塞武装组织分子祈祷的两座清真寺发生3起爆炸袭击,至少有142人死亡,340人受伤。同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发表声明,认领该袭击事件。这使本已动荡不已的也门乱局增加了不可测性和复杂性。

日前,一度被胡塞武装组织拘禁的也门总统哈迪和总理巴哈以及政府阁员们先后恢复“自由”。政府机构已正常运转。但不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而是道路崎岖,荆棘满布,面临诸多严峻挑战,其中主要有:

第一、政局动荡,社会治安恶化。2012年2月,哈迪总统执政后,重视平衡左右,积极致力于政局稳定,促成全国对话,成立和解过渡政府,重组军队,保持15万人的建制,过度期由2年延至3年。然而,也门国内矛盾交织,盘根错节,涉及中央政府同地方政府、各党派、部落、教派关系和权力分配以及“各路诸侯”之间权力再分配等问题,恰是中东问题缩影。哈迪总统地位虚弱,讲话听者甚少,自然难以摆平一切。故在修宪问题上,矛盾爆发。胡塞武装组织起兵反对,分庭抗礼,哈迪无能为力,就是一证据。

第二、经济严重下滑,物价上涨,市场萧条,供应短缺,失业率居高不下,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据报道,全国贫苦人口比例已由2009年的42%,上升为2012年的54.5%。许多人仍沉浸在“革命”之中,动辄上街游行,搞打砸抢,老埋怨别人动了他们的奶酪,致使相互争斗,搞得人心惶惶,无心工作,形成恶性循环。哈迪总统确已到处求援,以解燃眉之急。但国际投资者都望“乱”生畏,谁也不愿干血本无归的傻事。此次胡塞武装组织就是借反对政府提高燃油价格发难的。

第三、教派争斗加剧。作为伊斯兰国家的也门,逊尼派占53%,什叶派占47%。两派矛盾由来已久。什叶派胡塞武装组织主张也门仿效伊朗,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反对逊尼派主导的世俗中央政府。从前总统萨利赫时代起,双方就进行了战场较量。最终,萨利赫也未将其消灭。此次该组织控制萨那,久不撤兵,意在谋求利益最大化。据传,伊朗是幕后推手。而中央政府得到了沙特支持。哈希德等逊尼派大部落,也不会袖手旁观,任胡塞组织为所欲为。弄不好,两派又要大动干戈,兵戎相见。最近,沙特采取“围魏救赵”,借加强同俄罗斯关系,一来购其武器,装备也门军队;二来牵制伊朗。说白了,两派争端就是代理人的争端。

第四、极端势力乘机发展。也门是极端势力滋生的沃土。现有两大势力,其一“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支部,正在也门南部扩充实力,抢占地盘,袭击政府军,制造社会动乱,甚至到欧美滋事,使美西方大伤脑筋。其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也门分支将继续袭击胡塞武装组织,借此煽动逊尼派激进分子对其进行仇杀,并招兵买马,增强力量,浑水摸鱼,扩大影响。

眼下也门动乱已呈常态,一时尚难平静。“解铃还要系铃人”。要真正解决问题,实现全国和解,只有靠也门人民自己解决。别国插手,无济于事,反而乱上添乱,更为麻烦。

(作者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前副会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理事、前驻中东大使)

亨利·基辛格被认为是近五十年来美国最着名的国务卿,而基辛格则说,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对他的启发最大。新加坡这么一个城市国家在独立之后没有变成周边强邻的附庸,反倒脱颖而出,成为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李光耀,已经成为新加坡的名片,也是这个国家在国际上最大的资产,他身为小国政治家,却操盘了大外交,这也是新加坡走向成功的推手,顺应天下大势者,才可以游刃有余。李光耀不但为新加坡的外交把脉,也会给世界提供建议,每次到访华盛顿,都会有人排队等着见他,听他的高见。

把控大势之人

英国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赞扬李光耀能够透过宣传的迷雾,准确地阐述我们时代的问题及其解决之道,也是基辛格所看重的“非凡思维”。不错,以新加坡的国力,即便是现在的国力,它都无法参与到大国政治的游戏之中,但是李光耀却成功进入大国政治家的朋友圈,而且被认为是良师益友,如果没有过人的洞察力,无论李光耀还是新加坡都不可能获得如此之多的关注,更不用说撬动国际格局了。

李光耀深受英国传统的影响,深得英国“均势外交”的真谛,他信奉马基雅维利的学说,对力量格局的变动保持着狐狸一样的敏感。在中美之间,新加坡并不想选边站,而是要左右逢源,最近,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也发表类似的观点,非常得乃父之风。将美国引入到东南亚之中,保持大国之间的平衡,尤其是中国与美日的平衡,李光耀预测中国的实力将超过美日,至少在东亚是如此。保持大国平衡,小国才会安全,1976年李光耀首度访华的时候就说,中国越强大对新加坡越有利,中国同美国、苏联力量越平衡,新加坡就越安全。

推行均势外交的前提是要对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因情感而阻碍了力量的调整。1968年的时候,李光耀跟美国总统尼克松就提建议,跟中国搞好关系,接触50年代杜勒斯在台湾海峡人为划定的边界,争取中国制衡苏联。

众所周知,尼克松也是个现实主义者,打开与中国的关系也是尼克松所向,李光耀与他想到一起去了。一个小国的政治家,所思考的却是全球的大棋局,用《孙子兵法》里面的话说,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李光耀身处新加坡这个弹丸之地,却有直升机一般的视野和思维。

均势外交需要对外来有洞察力,1975年的时候,李光耀就对英国人说,未来二三十年中国将成为亚洲最大的主宰力量,东南亚至于中国犹如加勒比海国家之于美国或东欧之于苏联。他判断的一个依据就是,中国新一代人成长起来之后就会在观念上改变,要求更好的生活,当中国也改革开放,这个国家会迸发出巨大力量。中国的确在21世纪的今天崛起,但中国的崛起也意味着均势格局要重新洗牌,由此也可以理解,新加坡为什么会对中国的崛起保持一定的戒心。当然,李光耀也认定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而新加坡加强与美国的防务合作,作为TPP的成员国,无不体现了李光耀的均势外交思维。

真正的高手不仅要洞察大势,也要参与其中。新加坡直到印尼与中国建交之后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李光耀从70年代开始就扮演了中国与世界的桥梁的角色。1971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投票中,新加坡投了赞成票,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不少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新加坡则基于东南亚的复杂形势而暂缓与中建交。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李光耀提前布局,两国合作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确,李光耀因对中国比较了解而成为西方了解中国的窗口,若仅局限于此,李光耀恐怕不会得到如此之多的政界名流的高度肯定,基辛格也认为,李光耀对亚太局势有很好的把握。

撬动世界的杠杆

新加坡虽然只是一个城市国家,但是李光耀却坚持认为新加坡必须是世界体系的核心国家,从创新能力、政府管理水平等方面来看,新加坡并不是小国。事实上,新加坡已经深深地嵌入到了大国政治的权力结构之中,新加坡不仅是亚洲的金融中心,也是亚洲多边安全论坛的承办地。1990年李光耀卸任,但是他所奠定的新加坡的外交传统依然继续着。

李光耀认为:“新加坡的模式是无法轻易复制的,我认为这是我做出的最大贡献,也是最有价值的事情。”事实并非如此,新加坡的成功已经成为“模式”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但新加坡却提供了城市治理的典范,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城市能够达到新加坡的治理水平,那这个国家就没有理由不崛起。

每年都有不少国家的官员前往新加坡观摩与学习,包括中国与印度这样的巨型国家。中国在经历三十年快速增长之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开始向越南、缅甸等国家转移,东亚国家不断地重演新加坡当年的历史经验。印度莫迪政府上台之后,也在着力于提高本国的行政效率,模仿东亚模式。李光耀说,“21世纪,人们将见证亚洲恢复其世界地位。”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的大势,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能否避免“大国政治的悲剧”,对于这样的问题,从不同的立场或者理论预设出发,会有不同的预期。李光耀本人一直强调对理论不感兴趣,他愿意选择可行的方案,并做好替代性的方案。李光耀认为,中国会不断发展,但中国不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更重要的是美国衰落论只是一种假说,21世纪,美国在军事、科技方面的优势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超越的。李光耀的观点为中美两国领导人所重视,尤其是两国关系比较微妙的时候,都希望李光耀能够提供”药方“,耄耋之年的智慧成为撬动世界的支点。

李光耀认为中国不会成为西方俱乐部的荣誉会员,但中国需要法治来捍卫经济发展,中国目前推进的“四个全面”似乎又印证着李光耀的洞察力。而对于美国重返亚太,新加坡也是乐见其成,李光耀就建议美国不要过度关注中东,而希望在东亚平衡中国。笔者曾遇到一位新加坡的学者,坚持认为新加坡帮助美国平衡中国是天经地义,足见李光耀的外交思想何其流行。

李光耀凭借着自己的智慧赢得了世界声誉,形塑了新加坡的外交,也使这个小国举世瞩目。当我们对新加坡的成功习以为常之后,可能不会觉得李光耀的做法有什么异常之处。环顾世界,能与新加坡媲美的国家寥寥无几,尤其是这个国家的淡水还需要进口。小国生存不易,发展更难,李光耀一直心存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在大国博弈形成的空隙中赢取未来,小国大外交的真谛在此。

于大国而言,李光耀式的外交有时候也难免会引起不快,甚至有小国“玩弄”大国的剧目。毕竟这个世界并不仅仅是大国的,小国也有生存的意志和智慧,而李光耀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够成为彼此对立的大国的朋友,在大国之间左右逢源。

在李光耀之后,不唯新加坡少了“国父”,这个世界也少了一个智者。

(作者为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国际关系史博士,文章转自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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