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三重作用,亚投行改写国际体系变革方式

来源:http://www.blueovel.com 作者:国际 人气:89 发布时间:2019-09-17
摘要: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认为亚投行是国际关系的里程碑,在世界政治中有分水岭性质的作用。不仅如此,在我看来,亚投行还有更为深远的世界政治意义,那就是改写了国际体系的变革方

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认为亚投行是国际关系的里程碑,在世界政治中有分水岭性质的作用。不仅如此,在我看来,亚投行还有更为深远的世界政治意义,那就是改写了国际体系的变革方式。

近代以来国际体系的形成和变革,基本上都摆脱不了“修昔底德陷阱”:霸权国与挑战者强强为敌而导致战争,战争或竞争失败而导致秩序塌方后重组。从确定近代国际体系起点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到拿破仑战争之后维持欧洲国家间均势的维也纳体系,再到二战后大国主导的联合国体系,甚至冷战后的美国单级霸权体系,莫不是对先前秩序的毁灭性破坏后的重组,是典型的制度突变,重组后的国际体系莫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制度。

亚投行改写了国际体系变革的方式。第一,化蛹为蝶式的蜕变。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是在维持并尊重既定国际秩序的前提下、在既定的国际秩序内脱胎而来的新力量。如前,300年来的国际体系流行的是“强权即公理”的丛林规则。中国的崛起以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完全不同于西方人所熟悉的通例,虽是美国压力下不得已的产物,也是一种水到渠成的结果,因此亚投行也可以看成是“和平崛起”战略所结出的喜人果实。

第二,第一次由亚洲人主导的国际体系变革。近代以来,日本努力参与甚至主导国际秩序,发动战争终以失败收场。亚洲开发银行不算日本主导,背后还有美国。亚洲人从未在国际体系建设中发挥过主导性作用。如今情况变了,国际关系理论应得到修正。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几乎都是根据西方国际关系史的量身定做,是一套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这次,“七国集团”的小兄弟们纷纷挤进亚投行创始国之列,这种改写历史的行为也必将改写国际关系理论。

第三,超越意识形态。从维也纳体系之后,西方优势形成了文化上对其他地区的偏见和歧视,而冷战则是典型的意识形态战争,将过去100多年积习而成的文化偏见制度化。为此,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甚至包括亚洲开放银行,其援助均带有意识形态条款,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体因此被改变,但并没有变得更好。与意识形态规则不同,亚投行按发展的需要原则进行投资,按照“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去援建。对此,中国人视其是对既定国际制度的补充,而美国人认为是对其观念化规则的威胁。

第四,变局的渐进性。中国人主导的国际机构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因为不同于过去那种秩序塌方而导致的突变,而是在既定国际秩序下演化而来,亚投行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也必然是渐进性的。也就是说,观察家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以亚投行为标志的新秩序到底如何个新法。

中国人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贡献世界。从毛泽东时期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所确立的和平与发展主题,再到今天亚投行所体现的习近平的“命运共同体”战略思维,内涵是一以贯之的,即和平共生、和谐共处、天下太平。这种坚持不变的追求背后是一种中国文明基因共同体的支撑,而天下观、和为贵、求同存异、民本无疑是中国文明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亚投行其实是一种天下观的体现,是“民本”在另一个场域的延伸。西方人也许一时难以理解,他们要习惯中国人的文明规则,需要亚投行这样的国际机构长期有序有效地运行。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政治研究所所长,文章转自环球时报)

近期,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端的也门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的关注焦点。也门是阿拉伯文明的摇篮之一,也是濒临红海、亚丁湾和阿拉伯海的战略要地。

与也门相邻的沙特已牵头对该国什叶派“胡塞组织”发动空袭,阿拉伯国家联盟日前也在埃及召开峰会并决定组建联合部队,一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之间的大冲突会很快到来吗?

也门冲突不断恶化的同时,美国等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国加上德国,正与伊朗在瑞士加紧伊核问题谈判,3月31日是达成框架协议的最后期限。毫无疑问,伊核问题以及美伊关系前景将从根本上牵动中东地区的战略格局。在这一背景下,也门的冲突升级,实际上体现了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对伊朗势力扩张的深深忧惧。

担心美国给伊朗“松绑”

在中东地区,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等势力之间的争斗从未停息,二战后随着犹太人在英美等国支持下在此“复国”,这片土地上的冲突愈发复杂而血腥。

过去几十年来,在争夺石油资源、保护以色列安全等国家利益的驱动下,美国在中东地区进行了巨大的战略投入。奥巴马政府2009年上台后,提出要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进行“再平衡”,其实质就是不能任由中东成为消耗美国战略资源的“黑洞”,要把军事、经济和外交的重心向东方、向亚洲转移。

显然,美国要想从中东地区战略收缩,就必须与地区大国伊朗缓和关系,商量出一套保证双方相安无事的办法。就像20世纪70年代美国想要结束越南战争,从亚洲抽身,就不得不与中国“解冻”关系一样。

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受美国支持的巴列维王权政府。伊朗“变天”后,美国很快与其断交,并对德黑兰采取遏制政策。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2003年又开打伊拉克战争,而阿富汗与伊拉克分别是伊朗东西两翼的邻国,德黑兰政权的不安全感大大上升。

对于实力较弱的美国对手来说,核武器常常被当作确保其政权生存的最后一根稻草。2003年2月,伊朗前总统哈塔米公开宣称该国在境内发现铀矿并成功提炼出铀,后在美国、法国、德国等压力下,伊朗于当年10月中止铀浓缩活动。由于西方国家无法落实相关协议,伊朗在2006年初宣布恢复核开发活动。由此,伊核问题成为国际热点之一。

伊核问题的症结在于,德黑兰认为自己作为主权国家,拥有核能开发的权利是天经地义的,而反对者则认为伊朗不会满足于核能的和平利用,它最终会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一旦伊朗拥核,整个中东地区的战略格局将不得不重新洗牌,这不仅被以色列认为是噩梦,也是众多阿拉伯国家难以接受的。

2015年3月初,沙特前情报部门负责人费萨尔亲王表示,如果美伊达成的协议使伊朗保留进行铀浓缩活动的能力,其他国家也会要求这么做,这将在全球打开通往核武道路的大门。言下之意就是,如果美国给伊朗“松绑”,沙特绝不会坐视不理。据称,正是这位费萨尔亲王正在和以色列方面商讨秘密结盟的问题。沙特也在加快发展自己的核能力,3月与韩国签署核合作协议。而此前,沙特已与法国、阿根廷等国签署协议,计划在未来20年兴建16座核电站。

伊朗势力在中东地区不断扩张

美国和伊朗核问题谈判可谓步步为艰,能否达成最终协议,前景仍很不明朗。但在以色列、沙特等国看来,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做大”确是不争的事实。

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曾是伊朗的“死敌”,两国在上世纪80年代进行了长达8年的战争,双方死伤近150万人。但在2003年美国人将萨达姆政权推翻了,伊拉克建立起什叶派掌控的新政权,总理马利基等高官此前也一直在伊朗避难。2011年,奥巴马政府宣布结束伊拉克战争并匆忙撤军,有阿拉伯政要坦言,这就如同将伊拉克拱手送给了伊朗。更重要的是,由于伊拉克属于阿拉伯国家,伊朗如将伊拉克收入囊中,就好比在阿拉伯国家的内部打入了楔子。

由于伊朗长年支持叙利亚什叶派政权,如今伊朗的势力可以向西横跨伊拉克和叙利亚,直接伸入到地中海地区。沙特等阿拉伯国家普遍担心,在叙利亚陷入国内冲突的情况下,伊拉克会接替叙利亚此前扮演的角色,成为伊朗资助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等地区伙伴的中间人。

作为阿拉伯国家的“顶梁柱”之一,逊尼派政权主导的沙特在陆上隔伊拉克、在海上隔波斯湾与伊朗相望,双方是海湾地区的历史性仇敌。沙特也一直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之一。

让沙特感到极度担忧的是,伊朗的势力不仅在该国的北部迅速扩张,也正加速深入其南部门户——也门。2015年1月,也门国内武装团体“胡塞组织”夺取了也门政府控制权,该政府得到美国和沙特的支持。“胡塞组织”成员是也门的什叶派人口,它被认为是伊朗在也门培植的代理人。美国媒体报道称,该组织的口号“真主至大、美国必亡、以色列必亡”都是用波斯语书写的。

在沙特看来,伊朗已在其北部和西部地区,建立起覆盖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什叶派新月地带”,而在其南部,正通过代理人组织获得对也门的控制。如此一来,沙特、阿联酋等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几乎会受到来自伊朗的两面夹击。而这些国家如果仅凭自己,在常规军事能力上难以与伊朗抗衡。一旦伊朗成功开发核武器,该地区的战略主导权将完全倒向伊朗。

中东恐迎来更大的动荡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美伊核问题谈判引发了地区国家的新一轮激烈博弈,也门冲突的升级也自有其必然逻辑。无论是以色列,还是沙特等阿拉伯国家,都不愿看到美国对伊朗的核开发活动亮绿灯,也担心针对伊朗的国际制裁一旦解除,德黑兰的势力将进一步膨胀。

当然,奥巴马政府寻求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并实现“有限缓和”绝非易事。美方提出,伊朗要想被解除国际制裁,就必须承诺将铀浓缩等核开发活动,以可核查的方式至少冻结10年。用奥巴马的话说,从美国看出伊朗获取核武器的意图算起,到伊朗成功研制核武器,至少要有一年的时间,以确保美国有时间做出反应。

对于和伊朗“缓和”关系,美国国内的反对者指责奥巴马轻信伊朗,拿美国的国家安全与伊朗人打赌,不惜出卖以色列、沙特等美国盟友。2015年3月,47位共和党国会议员联名致信伊朗最高领导人,称如未经国会通过,伊核协议效力将大打折扣。这封公开信无论是对白宫还是对伊朗,都是一种毫不掩饰的挑衅,被副总统拜登认为是“矮化总统、触及底线”之举。这场风波在美国外交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更有甚者,2015年3月,正当美国国务卿克里与伊朗外长扎里夫在瑞士紧锣密鼓地进行谈判时,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共和党议员约翰·博纳绕开白宫,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并在国会发表演讲。一贯强硬的内塔尼亚胡,逐条批驳了奥巴马政府的对伊朗政策。而奥巴马则干脆拒绝与内塔尼亚胡会面。

如今,中东地区实际上远不止也门冲突、伊核问题这些麻烦事。内塔尼亚胡不久前再次赢得以色列大选;巴勒斯坦高层的内部政治斗争也在凸显,比哈马斯更为激进的组织正壮大力量,约旦河西岸地区或将陷入动乱;就连相对较稳定的黎巴嫩也存在爆发国内冲突的可能;叙利亚国内的反对派和“伊斯兰国”越走越近,意欲抛开美国独自对抗巴沙尔政权。由是观之,动荡和混乱仍将在中东地区持续,也门或许正在成为新的“风暴眼”。

2015年3月23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去世,世界历史舞台上又一位巨星陨落,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各国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这位战略家、政治家的深切哀悼。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张德江委员长、张高丽副总理在23日当天分别向新加坡发去唁电。

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代表中国出席新加坡29日举行的国葬。李源潮代表习近平主席,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名义,对李光耀先生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向新方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口信。习近平在致李显龙的口信中对李光耀先生逝世表示深感悲痛。他说,李光耀先生是新加坡共和国的缔造者,也是广受国际社会尊重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我十分敬重的智者和长者。作为中新关系的奠基人、开拓者、推动者,李光耀先生同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确立了中新关系的发展方向,为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开拓两国合作作出了卓越贡献。当前,中新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高度重视发展中新友好合作,中方愿同新方一道,坚持和发展两国传统友谊,以今年中新建交25周年为契机,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在新期间,李源潮前往国会大厦吊唁李光耀并瞻仰遗容,会见了新加坡总统陈庆炎、副总理张志贤。

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韩国总统朴槿惠、印度总理莫迪、缅甸总统吴登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也出席了葬礼。

葬礼外交由来已久。建交国家之间进行葬礼外交是国际社会的外交惯例。然而,并非所有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去世之后都能为多边外交搭台,只有少数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人才能够“享此殊荣”。近年来出现过三次较大规模的“葬礼外交”,分别是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的葬礼,此次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葬礼又一次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葬礼外交至少有三重作用:

第一,对于东道国而言,为逝去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举办国葬,举国上下连同到访的他国友人共同哀悼、集体缅怀,向逝者致敬,不仅可以提升国家的凝聚力,还是一次展示国家软实力的机遇。2013年12月,南非前总统曼德拉逝世,近百名国际政要出席葬礼,南非一时间成为了国际舞台的中心,通过与到访国家的领导人共同宣扬曼德拉总统在黑人解放事业中的功绩,南非凭借这笔宝贵的精神遗产进一步巩固了自己作为“非洲领头羊”的地位。

第二,对于参与葬礼的国家而言,这是一次巩固与东道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增进两国友谊的良机。葬礼是亲友们向逝者进行告别的仪式,这个场合庄重、肃穆,却又最能够唤起大家心中的共同记忆,触动彼此心中最柔软、最温情的部分。因此,葬礼外交既是政府间外交的体现,又承担着部分公共外交的功能。向建交国去世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发唁电、积极参与葬礼外交是各国普遍遵循的外交惯例。今年1月,奥巴马临时压缩了访问印度的既定行程,专门赴沙特吊唁逝去的国王阿卜杜拉,为的就是不错过这样一个难得的表达友善的机会。

第三,葬礼是一个特殊的多边外交场合,人情味较浓、政治敏感性较低,许多国家常常利用这一场合实现某种“外交突破”,因此,葬礼外交也被作为一种重要的外交工具。2009年,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去世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专门发唁电,并出人意料地派遣代表团赴韩吊唁,令紧张的朝韩关系获得了一个缓和的契机。2013年,利用曼德拉的葬礼,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实现了历史性握手,向外界释放了美古关系解冻的信号;奥巴马总统主动与巴西总统罗塞夫拥抱,缓和了因斯诺登事件而引发的美巴关系僵局。

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曾三次发起对前苏联的“葬礼外交”,通过派代表团参加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连科的葬礼,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苏对抗的氛围,为中苏关系的最终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葬礼并不是进行多边外交的最佳场合,过于高调的多边外交往往会冲淡葬礼本身的内涵,喧宾夺主,适得其反。把握其中的分寸显得尤为关键。2013年奥巴马总统在曼德拉葬礼上以“黑人世界的新领导者”自居,招致许多非洲国家的不满,其在葬礼上玩自拍的花边新闻更是占据了西方媒体的头条,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形象,使其“外交成果毁于一旦”。因此,葬礼外交所体现的不仅有政治智慧,还有领导人的外交艺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与体会。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研究人员,文章转自《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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